蓝田修志始于明代弘治年间，至民国时期共修志11次，成书9部，现存世的仅有7个版本，其中刊印成书的9个县志版本分别是：1、弘治中由任文献，荣华同纂的《蓝田县志》，这是蓝田修志史上的第一部县志，可惜已经早佚无存；2、隆庆五年（1571年），由李进思等整理李东所纂志稿而成的《蓝田县志》，这是目前可见的《蓝田县志》中最早的版本；3、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，由沈国华编修的《蓝田县志》；4、清顺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，由郭显贤，周良翰同修的《蓝田县志》；5、雍正八年（1730年），由李元升等编纂的《蓝田县志》；6、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，由马学赐考订乾隆年间高显纂稿而成的《续修蓝田县志》；7、道光十九年（1837年），由胡元煐编纂的《重修蓝田县志》；8、光绪元年（1875年），由吕懋勋、袁廷俊等整理同治志搞而成的《续修蓝田县志》；9、民国二十九年（1940年），付梓刊印，由牛兆濂主纂的《续修蓝田县志》。
上述志书中，现除蓝田县档案馆藏有清嘉庆志、光绪志、民国《牛志》三种原版本外，余皆藏于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西安等地图书馆，其中两个版本已佚散无踪。
民国《续修蓝田县志》始于1930年，时县长范慕庭聘牛兆濂组织班子，请了数名修志人员；但因经费无着而未能开展。1931年底，王文伯任县长始拨经费，仍委牛兆濂为总纂，并成立了修志局，开始资料收集采编。其后因县长更迭，经费停拨，修志工作举步维艰。但牛兆濂与诸位同仁节衣缩食，恪尽职守；或陶醉于故纸堆中，或跋涉于山野之间。正如《白鹿原》中所说：这些编修人员多是牛兆濂门下的高才弟子，蓝田儒林名士，无不甘受清苦，以随朱先生修志为荣。他们竭日夜之力，于1935年完成志稿，时牛兆濂已卧病在床，将志稿交由兴平张元勋参订。1937年春志稿校订完毕，牛兆濂坚持卧床口授修改，是年复书稿订成，牛兆濂溘然而逝！志书终因资金缺乏，直到1940年才付梓刊行；牛兆濂至死未见成书，抱憾不已！《白鹿原》小说写朱先生临终前卖了书院一棵大柏树，印了10套志书，亲手将8套送给8位参与修志的先生手中。其实志书印出以后，除牛兆濂外，还有一位先生因积劳成疾，早在书稿付印前也已离世。小说这样改动虽不符实情，却极合人意，也使朱先生这个人物更加丰满完善，故事情节更加深沉动人。
《白鹿原》中的《滋水县志》是五册二十九卷，而实际上的《牛志》是六册二十二卷，这是小说作者为避过真而有意为之，非笔误也。民国《续修蓝田县志》在以前各志的基础上，对照各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，结合实际考察重新进行补缺修核，对原志书中疏误不确之处尽皆考订加注或者存疑，其工作量之浩繁，态度之严谨溢于纸表。其续修之部分重点突出，特色明显，是诸志中内容丰富，涵盖面大，资料性强，且最为缜密周祥的一部志书。但由于该志书的总纂牛兆WWW.soudu.org濂和后期校订者张元勋都是当时的“关学巨子”，一代大儒，明显表现出“崇正学、斥异端”，“独尊儒术”的思想：故该志书中原载佛老僧道、“异术邪说”之类大部删去，专列《圣学渊源》一卷，不惜笔墨增纪“尊儒，表节”内容，用以“嘉惠后学”，故略显庞杂不足。但是必竟瑕不掩瑜，《牛志》仍是诸志中最受人们赞赏的县志之一。
民国《继修蓝田县志》基本保持传统志wWw.书“秉笔直书”的一贯原则，但其修志观点明显寓于对事件、人物的记述之中。牛兆濂作为尊崇封建礼教的“正统”文人，仍未能摆脱历代志书褒“正”贬“邪”的基本模式，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能够始终站在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立场上，对当政者的劣行无情揭露，直书不讳，表现了牛兆濂先生一贯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观点。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多次在蓝田的活动经过，直述其事，毫不加贬，则更为难能可贵。在《牛志》中凡涉及非“正统”或反政府的军队、起义军、土匪或其它武装，无不冠以“匪”、“寇”、“盗”、“贼”之词，诸如：“流寇犯蓝”，“豫贼马进忠”、“粤匪伪启王”、“土匪任裁缝”，“河南巨匪白狼”、“豫匪老洋人”以及“杆贼”、“教匪”、“回匪”、“拳匪”等等。然而与国民党反动政府斗争最坚决的中共红军却是只纪其事，从未使用“匪”类字眼：如在民国记事中的“徐向前等数万人出汤库等峪，中央派刘恩茂，萧之楚两师出七盘，绕白鹿原尾击”；“刘子丹部由临潼经横岭入留峪败散”；“红军程子华，徐海东据葛牌镇”；“徐海东率其部由西采峪经焦岱出山”；“夏，共党陈先瑞部窜至流峪灞龙庙等处”；“陕西独立旅许权中部驻县，红军徐海东部驻乡”等全部记载，从未出现“匪”字，这对于成稿于国民党蒋介石反共高潮时期的志书来说，不啻一件引人深思的事。《白鹿原》曾依据这个史实设计了下面一段对话：有一天，徐先生对“民国纪事”一栏提出疑问：“朱先生，‘共军徐海东部过滋水县东山’这一条里的‘军’字是不是笔误？”朱先生说：“不是。”徐先生说：“前边几条里都用的是‘匪’字，改不改？”朱先生说：“不改”。徐先生说：“同在‘民国纪事’卷里，前边用‘匪’字，后边用‘军’字，用字不统一会给后人造成漏洞。”朱先生说：“不统一就不统一吧！留下一点漏洞让后人指责也好喀……”徐先生大惑不解。这段对话中所说的前边几条用的是“匪”字，即本文上面所提到的一些带“匪”例条。对话明确提示：这同在“民国纪事”中的两种不同记法，并非笔误，而是朱先生有意对红军“笔下留情”。
只要对牛兆濂先生稍加研究了解，便会对这种情况作出解释：具有强烈民族感，爱国心的牛兆濂，在他的晚年亲眼看到国民党当局热衷内战，消极抗日，到行逆施不得人心；而从中国共产党的身上看到了民族的希望，中国的未来。正如《白鹿原》借用朱先生回答黑娃提问时，“断然肯定：‘天下注定是朱毛的’。”同时仍以朱先生之口说：“这是他一生最后的一次卦”。可能就是这“最后一卦”，才使朱先生（牛兆濂）下决心没有在红军头上加个“匪”字。58xs8.com